微臣所以屡屡尘黩而不能自抑者，盖以陛下有拯乱之志，而多难未平；有务理之诚，而庶绩未；有尧、舜聪明之德，而未光宅于天下；有覆载含宏之量，而未翕受于众情。故臣每中夜静思，无不窃叹而深惜也。向若陛下有其位而无必行之志，有其志而无可致之资，则臣固已从俗浮沉，何苦而汲汲如是。惟陛下详省所阙，亟行所宜，归天下之心济中兴之业，此臣之愿也，亿兆之福也，宗社无疆之休也。谨奏。

卷之十三·奏议之属三

韩愈

禘祫议

右今月十六日敕旨，宜令百僚议，限五日内闻奏者。将仕郎守国子监四门博士臣韩愈谨献议曰：

伏以陛下追孝祖宗，肃敬祀事。凡在拟议，不敢自专，聿求厥中，延访群下。然而礼文繁漫，所执各殊，自建中之初，迄至今岁，屡经禘祫，未合适从。臣生遭圣明，涵泳恩泽，虽贱不及议，而志切效忠。今辄先举众议之非，然后申明其说。

一曰“献、懿庙主，宜永藏之夹室”。臣以为不可。夫祫者，合也。毁庙之主，皆当合食于太祖、献、懿二祖，即毁庙主也。今虽藏于夹室，至禘祫之时，岂得不食于太庙乎？名曰合祭，而二祖不得祭焉，不可谓之合矣。

二曰“献、懿庙主，宜毁之瘗之”。臣又以为不可。谨按《礼记》，天子立七庙，一坛，一。其毁庙之主，皆藏于祧庙。虽百代不毁，祫则陈于太庙而飨焉。自魏、晋以降，始有毁瘗之议，事非经据，竟不可施行。今国家德厚流光，创立九庙。以周制推之，献、懿二祖，犹在坛、之位，况于毁瘗而不禘祫乎？

三曰“献、懿庙主，宜各迁于其陵所”。臣又以为不可。二祖之祭于京师，列于太庙也，二百年矣。今一朝迁之，岂惟人听疑惑，抑恐二祖之灵，眷顾依迟，不即飨于下国也。

四曰“献、懿庙主，宜附于兴圣庙而不禘祫”。臣又以为不可。《传》曰“祭如在”。景皇帝虽太祖，其于属，乃献、懿之子孙也。今欲正其子东向之位，废其父之大祭，固不可为典矣。

五曰“献、懿二祖，宜别立庙于京师”。臣又以为不可。夫礼有所降，情有所杀。是故去庙为祧，去祧为坛，去坛为，去为鬼，渐而之远，其祭益稀。昔者鲁立炀宫，《春秋》非之，以为不当取已毁之庙、既藏之主，而复筑宫以祭。今之所议，与此正同。又虽违礼立庙，至于禘祫也，合食则禘无其所，废祭则于义不通。以上备举五说之不可。

此五说者，皆所不可。故臣博采前闻，求其折中。以为殷祖元王，周祖后稷，太祖之上，皆自为帝；又其代数已远，不复祭之，故太祖得正东向之位，子孙从昭穆之列。《礼》所称者，盖以纪一时之宜，非传于后代之法也。《传》曰：“子虽齐圣，不先父食。”盖言子为父屈也。景皇帝虽太祖也，其于献、懿，则子孙也。当禘祫之时，献祖宜居东向之位，景皇帝宜从昭穆之列，祖以孙尊，孙以祖屈，求之神道，岂远人情？又常祭甚众，合祭甚寡，则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，所伸之祭至多，比于伸孙之尊，废祖之祭，不亦顺乎？事异殷、周，礼从而变，非所失礼也。

臣伏以制礼作乐者，天子之职也。陛下以臣议有可采，粗合天心，断而行之，是则为礼。如以为犹或可疑，乞召臣对，面陈得失，庶有发明。谨议。以上自陈己说。

论佛骨表

臣某言：伏以佛者，夷狄之一法耳。自后汉时流入中国，上古未尝有也。昔者，黄帝在位百年，年百一十岁；少昊在位八十年，年百岁；颛顼在位七十九年，年九十八岁；帝喾在位七十年，年百五岁；帝尧在位九十八年，年百一十八岁；帝舜及禹，年皆百岁。此时天下太平，百姓安乐寿考，然而中国未有佛也。其后殷汤亦年百岁。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，武丁在位五十九年，书史不言其年寿所极，推其年数，盖亦俱不减百岁。周文王年九十七岁，武王年九十三岁，穆王在位百年，此时佛法，亦未入中国。非因事佛而致然也。

汉明帝时，始有佛法，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。其后乱亡相继，运祚不长。宋、齐、梁、陈、元魏已下，事佛渐谨，年代尤促。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，前后三度舍身施佛，宗庙之祭，不用牲牢，昼日一食，止于菜果；其后竟为侯景所逼，饿死台城，国亦寻灭。事佛求福，乃更得祸。由此观之，佛不足事，亦可知矣！以上言事佛得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