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氏曰：“君子非恶富贵而不求，以其在天，无可求之道也。”

克傅传颜

道义为先

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富而无义，不如安于贫穷。予取与求，当以道义为先。无义，虽得之何益？守道，虽不取何惜？

天下事有可为、不可为之分，与富不富无关。应该得到的，就坦坦荡荡地获取，不该拥有的，就毅然决然地舍弃。面对利益，能够守住自己，不被诱惑。财富的占有只是生活的一种物质形式，并不是人生的全部。如失道义，富贵何益？为了信仰，要坚定地走自己的路。如果只是为了财富而放弃了做人的原则，即使富可敌国，内心也是空虚的，生活又有什么乐趣？

劳动是求得生活的必要方式，是创造财富的唯一途径，也是改变生活现状的唯一正常途径，只有劳动才能创造生活。劳动的成果，不论好坏如何，都是值得尊重与赞美的。职业的不同只是劳动的分工不同，虽有劳累不均之别，但并无贵贱高下之分。所贵者，在于诚敬，在于其平凡中蕴含的伟大，只有那种自我轻贱而失去自信自尊的人，才将劳动看作劳役或贱差。职业是我们生活的依据，敬其业、艺其技，以自己的劳动赢得社会的敬重。那种不付出劳动而奢望取得享受者，是可耻的。只要我们是利用自己的双手和聪明才智所创造的财富，不苟取，虽执鞭之职何卑？如果失德损义而致倾覆，虽王侯将相何贵？困守道义，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。富而无行导致亡国败家，虽锦衣玉食耻而不为。

子之所慎：齐，战，疾。

夫子认为应该谨慎地处理好这三件事：斋祭，征伐，瘟疫。

尹氏曰：“夫子无所不谨，弟子记其大者耳。”

朱子曰：“齐之为言齐也，将祭而齐其思虑之不齐者，以交于神明也。诚之至与不至，神之飨与不飨，皆决于此。战则众之死生、国之存亡系焉，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，皆不可以不谨也。”

国之大事，不可不慎

齐家治国，重在修德。征伐之事，劳民伤财，久则必致倾覆。治国之道在于厚积德义，而不是铺张的形式，更不是挑动战争进行掠夺，也不是愚弄民众。对于关乎民众的事务，必当公示于众。大规模的祭祀（当然也应当包括后来的各种庆典、节会活动）、征伐战争、瘟疫灾患等，皆国之大事，不可不慎重地预做应对之策。

为政重在富民，并不在于神明。祭天祈福，旨在交通神明，体现的是对职事的诚敬，表达一种敬畏的心态，意在为民祈福。但是，这种徒具形式而无实效的行为，后来却渐渐变味，成为历代投机之徒用来欺蒙民众的手段，只是用于塑造执政者“为民”的形象，而并不具有多少诚意，不仅于事无补，而且沦为劳民伤财的借口。所以，对于以各种所谓的理由举行的庆典或节会，宜十分审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