孔子到武城，听到弹琴唱歌声。孔子微笑着说：“杀鸡哪里用得着宰牛的刀呢？”子游回答说：“以前我曾听夫子说过‘君子学习礼乐就会爱护人，老百姓受到礼乐的教化就能够遵守法度而容易治理啊’。”夫子说：“你们几位听到了吧！言偃的话是正确的。我刚才只是同他开玩笑罢了。”

朱子曰：“子游所称，盖夫子之常言。言君子、小人，皆不可以不学。故武城虽小，亦必教以礼乐。”“嘉子游之笃信，又以解门人之惑也。治有大小，而其治之必用礼乐，则其为道一也。但众人多不能用，而子游独行之。故夫子骤闻而深喜之。”

如何评价政绩

礼乐教化，政事之本。“君子学道则爱人，小人学道则易使也。”礼乐之用，就在于使君子与小人各有其用，各安其分。民贫则疾，家富则和，民富则礼乐自兴。

执政者总是为了留名万世而努力地要在其任上做出“政绩”，以求不朽，历来如此。“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”已经成为为官者根深蒂固的理念。那句“当官不为民做主，不如回家卖红薯”的俗谚更被广为流传，家喻户晓。不论其本意如何，总被当官者和老百姓所乐道。尤其近年来，政绩思想更为社会所注重，成为决定官员晋升的重要依据，从而使政绩成为衡量一切的砝码。所以，大凡为官者，为了仕途的通达，总是以做出政绩为目标，一级一级加压考核。

干事业，本无可厚非；为民谋利，更应该提倡。然而求政绩的方式，则有君子与小人之别。君子为政，谋求教化润泽，不扰百姓，使百姓深受其惠泽而不觉，劳其精力而不怨，政通人和，经济发展，风俗自化。然而利欲熏心之徒，则在其急功近利思想和个人名利思想的左右下，注重于形式上的轰动效应，为了所谓看得见的“政绩”，违背客观、脱离实际，一味蛮干，以求在短期内做出政绩，彰显其能。

公山弗扰以费畔，召，子欲往。子路不说，曰：“末之也已，何必公山氏之之也。”子曰：“夫召我者，而岂徒哉？如有用我者，吾其为东周乎？”

公山弗扰：季氏宰。与阳货共执桓子，据邑以叛。

公山弗扰据守费邑发动叛乱，召任孔子，孔子准备前往。子路不赞成，说：“既然没有地方去实现自己的抱负也就算了，何必要到公山氏的地方去与反叛者为伍呢？”夫子说：“召用我的人，他岂能是平白无故地征召我？如果有人真正能够任用我，我将使周朝的道德礼仪重新复兴起来。”

程子曰：“圣人以天下无不可有为之人，亦无不可改过之人，故欲往。然而终不往者，知其必不能改故也。”

接受命运

很多事情都是无法改变的，对于某种无法改变的习性，我感到一种宿命的无奈。既然此生命定如此，那么就让自己的心灵平静下来，保持自己高洁的本质，何必自污形迹？苟无所往，则独善其身，何必与宵小之徒为伍？即使此生不能实现抱负，默默于尘世，也并非就是虚度，何必急于进用而饮鸩止渴？

成就人生的方向并不只此一途，既然无从进用，那么就转身离去，别寻出路。天地宽阔，道路众多，任何一个方向，都能够面向太阳，何必固执一隅？人生既需要固守，也应能够放弃。固守的是做人的原则，放弃的是虚妄的诱惑。人生只有勇于取舍，才有可能成就事业。人生价值的实现，固然在于奋其志以展宏图，但是，如果没有自己的舞台，那么，就让这一切淡淡地逝去。没有必要耿耿不安，跃跃而欲试。颜子说：“夫子之道至大，故天下莫能容。虽然，夫子推而行之，不容何病，不容然后见君子！夫道之不修也，是吾丑也。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，是有国者之丑也。不容何病，不容然后见君子！”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